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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從幾年前台灣興起一陣#MeToo運動，掀起許多舊案，也為許多被欺壓的女性，吐一口怨氣。但在純粹的#MeToo事件之外，時不時也出現許多男性騷擾女性的控訴，其中多半沒有權勢關係或上下關係，很多都關於男女糾紛，幾乎都是「女生覺得不舒服」，所以被運動感召，出來說自己的故事。
在男性仍具有優勢的父權社會，女性勇於出面，講自己被騷擾的狀況，當然值得鼓勵，但因為有一些控訴是完全情感出發，極度個人觀點，控訴的起手式又常是「全天下的男人都這樣」，特別是針對言語如何不當之上，也所以反而挑起自認為無辜的男性的氣憤，加以反擊。
最常見的批評詞，就是「父權紅利」、「（男性）人醜性騷擾」……等回擊話語。正反方有理性持平，也有激進過分的反應，看是有社會共識，卻又沒有。
但有沒有被騷擾，除了不可測的主觀因素，其實與性別無關，而是個人感受問題。
騷擾與否，逐漸變成由「社群」定義
個人感受，或一個人的自由有沒有被侵犯，應該要有比較明確的定義，法律只定義比較嚴重的部分，例如言語與行為上的性騷擾，但其他言行可否被認定為騷擾，加害者應當受到怎樣的處置，就只能由社會來規範。
而社會由大眾組成，在當地社會的文化脈絡下，各有定義，不可一概而論。
在台灣，社會既保留「男女授受不親」的儒教思想，又有農業社會與海洋民族的特性，所謂的禮法，看似很儒家，但又很西方，更不受宗教束縛。男女之別，說重很重，說寬鬆也很寬鬆。等於沒有社會共識。